（一）行政责令行为的类型化研究 学界对行政责令行为进行归类研究的原因有二：一是行政责令行为规范数量较多，责令行为的表现形式涵盖广泛，有行政法学者曾统计发现主要的责令行为表现形式多达104种[5]（P104），缺乏统一的行为规范模式。
[18]笔者认为，只要正确理解宪法，并且在技术上处理得当，就不会有宪法妨碍民法典充分保障民事权利问题和宪法使民法典失去民法特性的问题。无论如何，应当防止地方政府利用征收集体土地赚取差价等不平等、不公平的做法。
[16]这些规定表明，那时中国民法中自然人、法人都分为本国的自然人、法人和外国的自然人、法人。因此，国际民商事交往中很可能出现某外国的法律并不对等地承认在该国的我国公民、法人具有同该国公民、法人一样的民事权利能力的情况。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民法典保障人格权不会有超越宪法容许的范围的问题。笔者认为，《草案》对自然人不区分本国公民和外国人的做法，一定是深受某个既有民法典模式影响的结果。
如此一来，就将一些不受干扰的独处状态排除出了人格权保护范围。公有财产受特殊保护的痕迹在《草案》中的表现很多，比如，其第318条、第319条分别规定：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一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适用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数字人格系数据控制者利用数据本体的数字轨迹，通过算法描摹合成数字化人格画像后所形成的量化数据配置文件，以便基于其政治、商业、社会和法律上的行为来进行评级。
[lxxv]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三联出版社2019年第5版,第220页。[lxxiii]参见[英]安妮·施沃恩、史蒂芬·夏皮罗：《导读福柯〈规训与惩罚〉》,庞弘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版,第125页。基于个人信用的数字化全球架构将有界组织的电子文本转变为一个智能的、跨界的数字化生物。既有研究把由此产生算法的解释问题归入算法解释权并探讨其构成，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
社会信用的生成源自数据提取，是单向的自我问责过程，而非基于双向法律关系。在大数据环境下，算法不仅可以计算现有信用数据，还可以通过发现相关性来开发新形式的感性或经验性知识，这种算法知识力图寻找模式和关系，从而在复杂的数据体系中实现观察、感知、响应和适应生活的新方式。
这是因为，正当程序直接体现法治政府对行政权力公正行使的最低限度。与数据资本主义侧重于研究技术的历史发展以及将信用数据变成互联网时代核心商品的经济和体制实践不同的是，监控资本主义提出其利润来自对人类行为的单方面监控和改变。[lvi]参见Backer,Larry C.Next Generation Law：Data Driven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Based Regulatory Systems in the West,and Social Credit Regimes in China.Access November 18,2019.https：//ssrn.com/abstract=3209997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209997. [lvii]参见Backer,Larry C.Next Generation Law：Data Driven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Based Regulatory Systems in the West,and Social Credit Regimes in China.Access November 18,2019.https：//ssrn.com/abstract=3209997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209997. [lviii]参见Owen,T.,Disruptive Power：The Crisis of the State in the Digital 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Accessed November 30,2019.http：//uk.businessinsider.com/home-secretary-amber-rudd-real-people-dont-need-end-to-end-encryption-terrorists-2017-8. [lix]参见Foucault,M.,The Foucault Effect：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Global Times,InChina moving toward fully developed credit systems,.Access November 18,2019.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52634.shtml. [lx]参见Lucas D.,Algorithms,Governance,and Governmentality：On Governing Academic Writing,Science,Technology,Human Values Vol.41,No.1,2016,pp.17-49. [lxi]参见Desrosières,A.,Governing by the Numbers,Statistical Argument II,Paris：Ecole des Mines Presses,2008,p.109. [lxii]参见Backer,Larry C.Next Generation Law：Data Driven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Based Regulatory Systems in the West,and Social Credit Regimes in China.Access November 18,2019.https：//ssrn.com/abstract=3209997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209997. [lxiii]参见沈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之道》,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在社会信用体系中，数字人格的权利主体不再具有单一性，而是多元复合体（数据本体、私人控制者、政府等）。
基于数字人格的预测功能，由此产生完全不同于现行法律社会的财产和契约制度的财富分配机制，成为全新的市场分配机制。与之相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旨在实现信用数据公有化的数字社会主义，用以维护社会整体交易安定性、实现社会秩序治理、降低交易成本。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国家通过算法控制摆脱传统法律行政为基础的规制手段，而以个性化的数字人格作为权力运作基础。国家和政府在功能上面临挑战，比如政府社会化（公私合作）、国家角色转换（国家演化为算法提供者、掌控者和监管者等多元化身份的综合体）等。
数字人格成为在社会信用体系中规训权力的载体，其本身亦成为政府治理数字资本主义和监控资本主义的有力工具。本文基于福柯治理理论，揭示出算法行政有别于传统行政下基于法律规则的治理体系，但其法治化路径目前仍是未知领域。
然而，尽管公民确实拥有更强大的工具来影响变革并利用新的政治和社会权力，但随着监控资本主义与国家权力的勾连合作，公民权利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最终数字技术造成有利于国家的权力不平衡。监控资本主义不会主动建立有建设性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互惠关系，取而代之的是钩子式诱饵，将用户引诱到采掘活动中，让其形成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是监视项目得以运作的核心基础。
[xliii]然而，实现该目标重要一步是用西方话语体系解构社会信用制度，以获得西方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基于福柯理论的算法行政对数字人格的解析可以担此重任。数字资本主义利用算法控制来推动金融信用的产生与发展，进而监控资本主义利用私有化数字人格实施黑箱管控。数字资本主义将用户的每一个数字轨迹都视为信号，均可被分析并反馈到数字系统中，成为信用评级的数据基础。[lxxiv] 从发展过程看，数字行政法意在实现数字人格法治化，其可行性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规训的功能社会化转换，各种机构被要求生产而非压制社会现象。社会信用体系基于信用数据公有化断绝监控资本主义的嗜血性，从而使社会成员相互之间形成利益分配的动态均衡，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的稳定性。[viii]随后，国务院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整合各领域信用信息，实现各地区、各部门信用信息共建共享，利用大数据标准体系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lii]当选择的成本可以强加给个人时，就生成规训（如不良的信用评级增加借贷的成本）。可知，数字人格类似于数字货币，是基于个人声誉的新型动态交换工具。
信用数据私有化下数字人格系监控资本主义的牟利工具，由此将产生新型社会不平等，无数字人格或数字人格不完整的主体在数字环境下将被限制或剥夺其生存、发展空间。[lii]参见[英]安妮·施沃恩、史蒂芬·夏皮罗：《导读福柯〈规训与惩罚〉》,庞弘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版,第115页。
[lxxiv]参见周佑勇：《论智能时代的技术逻辑与法律变革》,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事实上，数字人格的预测功能意味着社会治理机制的范式转化。
[xiv]信用评级机制是非物质劳动提供服务的典型，其中算法是信用评级机制的核心要素，由此生成信用数据。进而，与监控资本主义单方面控权不同的是，社会信用系统的公开性使得社会多元主体均有机会监视对方，各方主体均成为监督者，完全契合全景敞视原理下的规训社会。同时，算法行政虽然是相较于法律行政而存在，但并非是超脱于法治的。此时，权力作用对象不再基于其能力，而是基于其形象。
由于信用评级机制至少从表象上看可以通过算法实现公平性，因此信用数据的客观性有助于实现社会利益的平衡。监控资本主义利用数字痕迹积累的新兴逻辑，实现对信用数据的收集、分析、利用，这是一种基于大数据产生的新制度，它产生了自己的社会关系，并产生了其概念、权力以及权力的使用。
监控资本主义认为，数字人格应当采取私密方式，并通过包括空间、时间以及规范化评估在内的微小细节而得以运作时，它将变得更具有生产性。在各国政府利用其自身的数字工具（例如大数据、数字监视和算法）以维持数字时代对民众权威的同时，公民也在使用新的数字工具来组织、沟通和挑战超出国家权利范围的主张和方法。
数字人格作为规训权力的治理工具，生成一种全新的权力形式。同时，集体公开消除了西方社会基于隐私的特权阶层，满足全景敞视主义下的监管公开化，算法技术的发展可以使人人成为他人数字人格的观察者、执法者、裁判者。
[lxxi]因为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法律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数字人格的修改权将成为权力控制者的交易品。由此，监控资本主义对数据人格预测功能的利用走向社会治理的反面。在社会信用系统中，基于数字人格的意思表达重新获得了自治，社会成员可以在其中协商和辩论规范，在（法律）主体可以实现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动机，并通过语言互相呼唤，为个人和集体的个性化创造了机会。[lxvii]事实上，算法治理数字人格、算法行政等词汇恰好因应法治重构下法律术语的变迁，由此构成数字行政法的生成基础。
为此，社会信用体系是指利用大数据、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可能性，围绕算法开发数据驱动的综合管理结构，为法律、经济、社会和其他行为产生实时奖惩基准的自律化治理模式，成为社会治理的新趋势。作者简介：虞青松，法学博士，东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这些特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社会信用评价将人们的过往行为物化为数字人格，进而人们将仰赖数字人格这一数字化身份证生活在数字社会中。
这使得社会信用监管者能够进入以往传统权力所无法企及的私人领地，将行为人的私人空间（包括心理状态、行为道德等）统统纳入社会信用系统的监管之下。大数据时代引发市场形式的变化，从资本依赖消费者（双方互惠互助）走向资本依赖数据分析，对消费者的数字化信用评级是数据资本主义实现单方面攫取（如精准的杀熟算法）主要方式。
